學界與NPO攜手送暖-中流、喜瑪拉雅兩會共譜美事

事件：中流、喜瑪拉雅基金會合辦學術交流及獎助金（一）

對象：兩岸人文學者及碩博士生

中流文教基金會與喜瑪拉雅基金會，長年攜手合作，舉辦各類學術研討會，推動兩岸學者互訪，及辦理重點大學獎助金專案，有效推展兩岸學術交流。

2002年9月，中流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曹俊漢，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辦的「加強行業協會、中介機構建設」論壇發表演講，以「從台灣中流與喜瑪拉雅基金會 看非政府組織的積極意義」為題，大力介紹兩會共同使命：

一、探索21世紀華人在世界的角色及定位。

二、促進中華文化與人本精神的調適與重振。

三、推動兩岸學術交流，增進相互了解。

雙方合作的重要項目有二，一是舉辦演講、座談，獎助兩岸學人互訪、講學，促進中國人本教育及知識教育的發展；二是對中華文化中的冷門學科提供研究補助，俾維持中華文化發展的平衡步調與態勢。

曹俊漢在這場演講中強調：

對中流而言，學界人士對文教事業是本業使命感，是專業的情操。但企業家（喜瑪拉雅創辦人）投入文教事業，是將賺來的錢投入另一個心靈事業；如未具超人的人文氣質與文化情操，即難體認這個使命的重要與偉大。

中流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96年，由台灣知名人文學者組成，胡佛教授擔任董事長，董事則有：李亦園、文崇一、毛高文、曹俊漢、石之瑜、朱雲漢、高朗、楊國樞、黃光國、林火旺、何懷碩、黃默、虞兆中、周陽山、徐佳士、許士軍等。

從影響學術界著手

中流一開始是在彼岸南京大學、四川大學、杭州大學（後併入浙江大學）、北京大學、中國社會科學院、上海社會科學院，試辦人文學科碩博士生及青年教師獎助金。

1998年，喜瑪拉雅基金會加入合作，「有了子彈，就敢出去做事。」朱雲漢說，自此中流讓獎學金受益學校增加到10餘所，也舉辦了更多大型學術研討會。討論的多是「大題目」──切中兩岸學界最需關注的中華文明21世紀問題，其中與上海社科院合辦次數最多。

獎學金在中流堅持下，兩會雙掛名；學術研討會部分，喜瑪拉雅一本低調原則，不欲露臉。

「我們是窮光蛋幫窮光蛋。」曹俊漢笑說，中流成員年輕時都經歷過經濟困窘，深知致力於冷門學科多麼辛苦。當年大陸物質條件不好，基於將心比心，「希望能提供年輕學者『臨門一腳』的機會。」曹俊漢說。

胡佛教授也提及，在喜瑪拉雅尚未加入前，中流把募到的一點款項，全投注作重點大學的獎學金；董事們若有大陸行程，往往得自付交通費。

胡佛創立中流，主要鑑於兩岸關係是影響台灣發展的重要因素，能否有深入的對話、合作，至為重要。當時大陸學術發展相對較為落後，期能幫助對岸急起直追；而「從影響學術界開始」，是中流最擅長、最能切入的角度。

朱雲漢分析，10多年前，大陸學術界、尤其是人文學門，多數都很鬱悶，那時司機的薪水都比教授多。「台灣也走過那樣的階段，所以我們想：如何能讓學界菁英定下心來專注研究？」他解釋，這是後來中流決定提供獎助金的主因。

中流與喜瑪拉雅，自1998年開始「兩會」合作，但結緣始自1950年代。

中流創辦人胡佛，與喜瑪拉雅創辦人，是台灣大學前後期同學，還曾住在同校區宿舍。後來雙雙留美，不時有機會在異鄉討論國勢時局。

「那一代人經抗戰後逃到台灣，都是菁英中的菁英。他們生命裡有共同的印記，對國運有不由自主的關懷。」朱雲漢說。

入境問俗，心懷尊重

胡佛指出，早年有意到大陸提供獎學金的台灣基金會，工作進行多半不順。主因有二：一是沒打上高層，即使接觸了國台辦，因無「上層交辦」，學校多不敢輕易受理；二是有施捨心態，不夠尊重對方。

胡佛提及，當年有台灣基金會願提供不菲的獎學金給對岸，但要求申請書或論文要交到台灣審查，結果沒能談成。「對岸當時待遇低、資源少，對台灣來說是另個世界；但我們既有心助人，就不應態度傲慢，不尊重對方。」胡佛說。

曹俊漢也認為，想要進行深度、質感交流，最不可取的就是「以錢操權」。所以中流向來只提出授獎基本原則，審查權全由校方決定。

初期為了打通高層，胡佛和楊國樞、朱雲漢、高朗等，不時走訪北京，探訪政治高層及大學正副校長；先解釋中流宗旨，再保證絕不牽涉政治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，胡佛後來與江澤民直接會了面。「一談之下，才知我們是揚州中學前後期同學。」胡佛說。

這趟會面還出現一段插曲。原來大陸高層聽說中流合作單位是「喜瑪拉雅」，以為這個基金會與西藏有關，擔心它捐贈獎學金別有所圖。所幸基金會創辦人曾因金融本業，與大陸高層打過交道，胡佛說明基金會是由其所創，江才釋然。

中流基金會漸受大陸學界信賴，從學者交流，延伸到年輕學子、教師交流。近年中流且連續兩屆，遴選年輕碩博士生及青年教師，到大陸學習、參訪。

胡佛指出，這些年兩岸媒體常互相醜化對方，使得年輕一代對許多問題的真相無從了解；如果不了解，甚且滋生誤會，如何能產生良好的對話品質？所以中流安排學生到北大、上海社科院，和當地學生共同起居，彼此觀察與學習。

「這個計畫本來差點難產，我們特地找陳雲林溝通，誠懇表達想法。」胡佛很開心最後計畫付諸實現，國台辦甚至還負責這些學生落地後的費用，以示對此計畫的支持。

兩岸學者互訪、交流

此外，中流創辦迄今，每年和上海社科院、中國社科院，至少有一場以上的交流互訪。「我們藉此了解對方治學的態度、掌握理論的能力，非常有意義。」朱雲漢進一步談到：「我們曾經雪中送炭，近年來情況丕變，就改為派人過去學習。目的不外乎希望他們發展得好，也念著台灣的一份情，這對兩岸來說都是好事。」

社科院是人文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機構，類似台灣中研院。不同者在於上海社科院、北京中國社科院，都可招收碩博士生。

上海社科院台港澳交流辦公室主任暨台灣研究中心秘書長王海良說，當年國共分家後，留下來的研究單位都打散了；當局一時不知如何管理，便學習蘇聯那一套，把所有研究所「綁」在一起，例如人家有蘇聯科學院，大陸也設中國科學院，變成「大而全」的研究機構。

後來把科學院中的人文、經濟學科抽離，結合大學幾個研究所，變成社會科學院。

以上海社科院為例，它共有18個研究所、600餘位具教師資格的研究員，學生只有200個。王海良解釋，一來是因社科院本是研究任務高於教學任務；二來則是上海社科院位於淮海中路（昔霞飛路）法國震旦學院女子部舊址，建築典雅，但規模有限，難以廣收學生。

凡能進入上海社科院的學生，就業率特高。「我們學生的實習機會多，第二年一定跟著老師做研究，日後容易成為企業與政府的骨幹。」王海良表示，該院經費來自上海市政府，府方相關研究多由他們承接，師生與市府關係密切。

中流與上海社科院結緣甚早。1998年3月，上海社科院與中流文教基金會雙掛名主辦「中西方經濟觀與現代化研討會」，在上海社科院舉行，參與的兩岸學者陣容壯觀。

中方由上海社科院長張仲禮、副院長嚴瑾、左學金領軍，該院亞太所長周建明，及經濟相關研究所均派出要員與會。另邀復旦大學及北京中國社科院學者參加。台灣方面，則由胡佛、曹俊漢領銜，高朗、朱雲漢、朱雲鵬、馬凱、朱敬一等知名學者出席。

兩岸學者輪流擔任主持人，對中西方經濟觀的歷史源流、如何建立符合21世紀華人需要的經濟學，及兩岸經濟合作前景，均有深入探討。上海社科院並將本次座談會的發言，編印成學術專輯出版。

王海良透露，此後雙方互訪成為常態。上海社科院現任副院長黃仁偉，也曾應中流之邀，率團來台訪問、座談。直至近年，還陸續合辦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」、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」、「兩岸社會發展」等研討會。

由於雙方交流密切，互信度也高，中流董事長胡佛成為上海社科院在台聘請的唯一「名譽研究員」。

學術網絡，愈見緊密

中流與中國社科院，也是透過座談會交流，建立起學術網絡。

曾任中國社科院近史所長、現任該院學部委員的張海鵬，來過台灣10多回。他表示，密集的互訪，使他因實地觀察而了解，進而調整了治學方向，並因此成立「台灣史研究中心」。

1939年生於湖北漢川的張海鵬，過去對台灣並無好感。他不諱言，自己一向專注中國近代史與馬列思想，從無意於「台灣研究」。

1992年，張海鵬因參與學術研討會，首次踏上台灣；1997年的中研院之行，令他有些震撼。其時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汝信領軍，帶團訪問台灣中央研究院，張是團員之一。他記得當時場面盛大，中研院副院長楊國樞主持座談，院長李遠哲也列席；雙方各就研究機構的管理角度，進行分享及討論。其中有關中研院選拔院士的制度及傳統，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。

1998年，中流在山東曲阜舉辦海峽兩岸關係座談，張海鵬認識了與會的台灣前教育部長曾志朗、中流董事石之瑜；其後又在各種交流下，認識前台大校長陳維昭、前清大校長沈君山、中流董事長胡佛、董事周陽山等。「台灣學者的學養、器度不凡，讓我開始有興趣研究、撰寫有關台灣的課題。」

2002年，張海鵬更進一步在中科院成立台灣史研究中心，並擔任主任迄今。

兩岸學者的交流愈來愈頻繁，深度與品質愈來愈好，使得台灣史研究，「從『險』學變成『顯』學。」他笑稱。

中流在大陸學界建立良好的聲譽與人脈，背後支持的喜瑪拉雅，功不可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