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間智庫發揮願力-「中華願景2020」實踐書生報國情懷
事件：贊助民間智囊，研擬中華未來前景
對象：台、中、美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菁英學者
多位跨校跨國跨領域學者，自發性組成民間智庫；每年定期聚談，並進行田野調查、出版論文，落實為擲地有聲的施政藍圖，為建構和諧社會盡心獻力。喜瑪拉雅基金會默默站在後方，大力支持這份理想。
1999年12月31日，上海，全世界都在擔心千禧蟲將爆發的最後一夜，瀰漫著不確定的氛圍。
一群來自美國、大陸各地的華人學者，甫結束一場會議，擔心千禧蟲之餘，還想著能在哪些地方施力？許多人不約而同留下來，和當天與會的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，一起討論兩岸關係、大陸面臨的緊迫問題，及世界會向哪裡發展……。
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長周建明，記得當夜悸動的心情一直難以平復。隨後2000初赴美開會，再見到朱雲漢（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）、王紹光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）、王希（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）、胡鞍鋼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所長）、崔之元（清大公共管理學院教授）……，又談起千禧夜的話題。
「一番暢談後，大家覺得，話題要系統化聚焦，成為可研究的議題，得定期見面討論。可是一群人散居世界各地，想要定期聚首，最現實的問題，就是得有經費。」周建明說，談到找財源，大家都指望腦筋靈活的朱雲漢。
朱雲漢其時是中流文教基金會董事，他回台即去找中流董事長胡佛。胡與喜瑪拉雅基金會創辦人是學生時代的舊識，後者認為此事很有意義，慨允贊助。
朱雲漢表示，這個計畫在喜瑪拉雅內部被稱為「中華2020發展願景專題研究」，其創辦人認為，表達支持、實質參與均可，但不必具名。所以後來相關出版品中，不曾見到「喜瑪拉雅贊助」字樣。
集聚專業智慧的組成
「這是對大陸官方有建言權，卻又不屬官方的智庫。」朱雲漢解釋，官方智庫往往受限於上級指示研究的題目，能發揮的創意較少；這個研究群志同道合，不時找機會聚首，更有管道將精簡的報告，送到非常高的上層。「大家主動想題目，超越官僚體系，更富創意。」
2000年，這個團體定名為「國家建設制度小組」，每年至少聚會兩次。如此「話聚」，延續7年以上。
胡鞍鋼覺得，要講這個故事，得先解釋背景。
出身中國科學院的胡鞍鋼，1991年於耶魯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時，結識了王紹光。兩人後來在1993年合著《中國國家能力報告》，牽動大陸地方分稅制改革。
這個報告被國外媒體稱作「王胡報告」，內容指稱大陸第一階段經濟改革，重點在於「放權讓利」；但漸形成「一個中國、四個世界」，地區發展呈高度不平衡。
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，中央政府財政收入過半轉給地方政府，因此毋需下放稅收立法權；從政府功能上轉移支付，行政上便可作垂直管理。
「王胡報告」奠定兩人作為民間學者的官方信譽。胡鞍鋼在中科院又陸續進行農村發展研究，並將成果編成《國情報告─生存與發展》。
1998年，中科院成立國情研究中心，胡鞍鋼將它定義為「科學決策思想庫」。
2000年，中科院與清大合辦國情研究中心，位址在清大，胡鞍鋼便調任清大主其事。2012年，清大將此中心改制為公共管理學院下的「國情研究所」，由胡擔任所長迄今。所有【國情研究系列叢書】，也率由清大出版印行。
集聚多領域人才，討論多元化
「實際我們創辦的是智庫，單一學科並不能解決問題，需要多元人才參與。」胡鞍鋼指出，有了喜瑪拉雅贊助，才有機會將多校、多領域、多國人才集中起來，討論重要問題。
常參與小組討論的學人，除上述胡鞍鋼、王紹光、周建明、朱雲漢、王希、崔之元，還有曹錦清（華東理工大學社會系教授）、王輝（美國蘭德RAND公司研究生院博士）、項中新（中國財政部預算司處長）、史天健（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）、高柏（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）、鄭永年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）。
這個自發性群組，涵蓋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管理各方面專長，也有特別熟悉美國歷史（王希），及美國智庫工作方式（王輝）的學者。
周建明表示，小組初時並未決定討論主題，只是有感於長年以來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注意力都在經濟，但社會和環境問題愈來愈多；如何把這些問題放進合適的框架，王紹光提出「state-building」概念，後來轉化為核心討論主題「國家制度建設」。
「不過，這與現代政治體制改革不一樣；不是參照西方的理念制度，而是在目前不完善的國家制度中，發現問題並予改善。」周建明強調，持續專注經濟建設已有不足，還有政治、文化、生態等需要關注。政府除了引導經濟發展，還要能承擔這些角色。
胡鞍鋼說：「我們在未決定主題前，先開動腦會議，然後各自邊寫邊譯、邊譯邊寫。有人寫完，就交大家閱讀、提供意見。我和王紹光、周建明負責最後收攏主題，務使報告不鬆散。」
周建明進一步說明，胡鞍鋼長於國情，與北京政府溝通無礙；王紹光熟悉國際各流派政治學理對中國的討論，可快速引述一些命題或結論；他自己則多居協調角色。
出版兩本研究報告
這10幾位學者聚會地點散布世界各地，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拉斯維加斯等都有，但較多以北京為落點。因為胡鞍鋼在清大的碩博士學生多，「後勤部隊」齊全，白天開會、晚上即能拿到會議紀錄。
朱雲漢指出，小組聚會經費，雖以喜瑪拉雅贊助為主，但大家也會善用自家資源，回饋成員。例如地主學校的學者，會安排外地來者在開會之餘主持講座，俾向校方申請演講費，支應部分落地開銷。
除了閉門開會，也會安排企業參訪及田野調查。胡鞍鋼提及，他們參觀過1984年破產、後來變成世界知名企業的海爾；也到過甘肅，看看是世銀報告中80年代最貧窮的省份經歷哪些改變；曹錦清則特別考察過黃河。
「我們曾計畫到非洲做調研，但還沒湊出時間。」胡鞍鋼笑道。
小組的基本成果是《第二次轉型──國家制度建設》（2003年7月出版）、《和諧社會構建──歐洲經驗與中國探索》（2007年1月出版）兩本研究報告。每本都是經3年多時間反覆琢磨，淬鍊出的精華。
周建明解釋，第一次轉型，指中國大陸80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轉向市場經濟，「我們大膽提出，必須要有第二次轉型；並設定目標及機制，才能與之匹配。和諧社會的主張，則可視為第三次轉型。」
第一版《第二次轉型──國家制度建設》，內有15篇專文，內容涵蓋：中國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問題、由美國經驗看市場與政府監管，並提出防治腐敗及再分配機制的改革目標等。本書再刷多次，均銷售一空。
2009年1月出了增訂版，內容有部分增刪，但保留王紹光、胡鞍鋼、周建明共同具名的「前版總結」──〈回顧與展望：對國家制度建設的歷史思考〉，其中可看到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，知識分子的深刻憂心、犀利評析，與大格局的建言。
該文批判，市場經濟的「增長萬能論」，帶來下列危機：
相當多人不能適應急劇的社會變革，處於高度迷惘與混亂的狀態。……一個曾經安全但不自由的社會突然消失，一個更為自由但充滿風險的時代來臨了。……新的生活秩序依然艱苦摸索中，……產生普遍的焦慮和牢騷。……「道德淪喪」便是集中表現。
經濟和社會結構迅速變化，……原有的治理模式束手無策。……吏治不彰、貪污腐敗橫行、市場混亂，製假售假屢禁不絕。……環境破壞，生態危機迫在眉睫……。
城鄉失衡、東西部斷裂、階層失衡，……讓所處的時代充其量只是「盛世」，卻不完全「太平」……。
為什麼經濟高增長，卻沒帶來人民滿意和社會穩定？……只有公平的增長，才會帶來社會穩定！我們研究的目的，是為政治改革提供一條具有現實性的新思路，即民主的國家制度建設。如果國家制度建設不包含民主因素，國家有可能變成任何人都無法控制的「怪獸」。……我們所以認為，……應該建立現代公共財政制度，及擴大公民參與的政治渠道。
本書提出5個根本利益和目標：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；經濟發展與經濟穩定；社會公正與人類安全；政治清明與社會穩定；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。也提議建立8種機制：強制、汲取、濡化（共識）、監管、協調、表達、整合與再分配機制。
學者建言化為具體施政
「其中，濡化機制是雲漢提出的。」周建明說。他且指出，本書所傳達的目標、機制，可歸納成兩大重點，彰顯在施政上。
其一，政治理念轉變。
「2002年，我們提出建設服務性政府。這次十八大官方正式談話，就談及『廉潔政府、法治政府、服務性政府』，並強調發展第三部門（大陸稱社會組織）參與，都與這本書的理念有關。」周建明以為，十八屆二中大宣布體制改革，合併一些部門，「就是要往建設廉潔有效、服務型政府的方向走。」
其次，重振財務功能，最明顯的體現在稅收改革。「拿得到稅收，才能幹事；中央政府要掌握一定資源，才有權威。所以『汲取、再分配』，是兩個最重要的觀念。」周建明指出。
成書的2000～2003年間，學界普遍流行源自美國的「小政府大社會」觀念，總覺政府管太多。「但我們提出的不是大和小，而是這樣一個國家，到底需要政府有哪些功能？這些功能，要靠什麼樣的機制體現？所以我們認為，8大機制不是大小問題，而是要承擔應承擔的責任。」周建明說。
他且舉例，如80年代軍費開始不足，鄧小平允許軍隊、政法部門（警察法院）經商。此舉固能降低軍費負擔，但軍法加入市場經濟，造成相當多不公平不公正及失衡問題。
胡鞍鋼與王紹光提出「政稅養軍」，主張軍隊要靠政府養，不能讓他們自行打野食。綜合而言，政府統籌財力，才能有系統地討論這個問題。
「這本書有很多立論，已成為主流觀點。」胡鞍鋼指出，二次轉型發表前，多以國情報告方式向中央報告。「主要給中央領導同志，與省部級部長、省長或省委書記看。他們都是國情研究所的長期客戶，我們會在第一時間傳遞思想和觀點。」
他又舉了幾個知名案例：從制度上明文規定，共產黨領導人的任期、任職與退休辦法；對領導人在中央電視台（新聞聯播）露出，播出次數和時間應有嚴格規定和必要限制；中央領導人不應以個人名義題詞、題字；取消對農村人口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限制，實行城鄉統一，選舉名額和方式平等、公開、民主，……都是國情報告先提出，全國人代及中全會便有相關的明文公告。
書生報國，煞費苦心
朱雲漢進一步解釋，據他所知，每一議題的論文完成，會先做成4～5頁的「精華版」，再精簡成2頁「摘要」，直接送中南海參閱。如摘要版引發領導人興趣，接著才續傳精華版。摘要版一旦得到朱鎔基、溫家寶等領導人親自批閱，後來即可能化為施政方針。
「國家制度建設這本書，引起非常多回響。」朱雲漢指出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應扮演什麼角色、什麼時候要管、什麼時候放手、與社會關係應如何調節、何時運營、怎麼設計表達及再分配機制等，「是非常戰略性的思維，思路要超過原來的摘要，提供領導者宏觀的治國藍圖。」
國家制度建設，被這群民間智庫學者視為繼經濟改革開放後的第二次轉型；《和諧社會構建》，則可視為第三次轉型，研究社會體該如何改善，才跟得上新的國家制度建設。
在快速工業化、市場自由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，貧富、階級差距所產生的混亂，如何建構和諧？「歐洲走過這條路，例如國家應扮演什麼角色、社會如何自我管理、勞資關係如何協調……，這本書整理了大量的歐洲經驗。」朱雲漢說。
這個研究計畫，以周建明主導居多。他解釋，這是以歐洲國家的發展為鑑，分析工業化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，如何使社會超越階級，成為真正共同體，做到所謂的社會公正。
「我們發現，歐洲經歷美國可能不曾發生的特殊『社會團結』時代。」周建明表示，這個概念，20世紀二戰後才發展起來；由西北歐主導的「合作主義」，勞資都不以打倒對方為目標，承認雙方在一個利益共同體內。政黨間的競爭，主要圍繞公共政策，而非個黨利益。「合作主義是把體制外抗爭，變成體制內協商；不再透過對抗，而是透過體制內磨合，避免革命的產生。」周建明說。
互惠共利，共存共榮
周建明認為，這本研究報告突顯幾大重點：
一、承認中國大陸搞市場經濟，是必然歷史選擇，不然無法在世界上取得同樣發展機會。
二、市場經濟把人們原子化，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運轉動力。
三、最大的啟發，是「社會市場經濟」存在的可能性。
「我們在德國找到案例，重新擺正市場與社會關係。」周建明解釋，這種制度的框架，是「基本的個人自由，明確的社會義務」。換句話說，只要能明確堅持對國家的社會責任，及個人該遵守的社會義務，即使追求個人自由、追求私有財產利益，不同的社會階層同時存在，不見得會導致無法調和的社會衝突。
甚至在追求效率和社會公正間，可尋求一種包容、兼顧、互補的平衡；使市場經濟的發展，能導向共同富裕、社會和諧的目標。
「個體利益不能超越整體利益。在這個框架裡溝通協調，才能同舟共濟，而不是同舟共『擠』。」周建明強調。
不論喜不喜歡，或承不承認，兩岸發展勢必息息相關。大陸和諧社會的發展，實大有助於兩岸未來的對話、交流與共識。屆時兩岸互惠共利、共存共榮，也就自然可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