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事長
慈善、博愛公益、企業社會責任與基金會
陳錦隆 12/21/2023
行善源自人的天性，無論任何國家，在古代因貧富並未明確區分，殷商巨富極少，多數富人只是小康小富，行善助人能力不足，從而早期的慈善，大多數是捐錢給教會或寺廟，藉由它們執行布施，而且集中於災荒和急難救助，例如遇飢荒時，富人自行或透過寺廟開義倉與備粥廠，救濟飢民。
時序進入十八世紀以後，社會經濟改變，有錢人開始大量出現，以美國為例，在1868年至1901年期間經濟快速發展，許多人遽然致富，過著如金色般的生活，此段時間被稱為「鍍金年代」（Gilded Age），被鍍金的典型人物即為資本家，例如鋼鐵大王卡內基（Andrew Carnegie, 1835~1919）、石油大王洛克菲勒（John Davison Rockefeller, 1839~1937）。惟當時美國社會卻有一股迷思油然而生，它把十九世紀描述成強盜大亨、粗暴、冷血無情、無法無天的個人主義盛行時代，從事兼併、獨占市場的資本家被指摘，其中以洛克菲勒為最，不少人說他剝削移民和窮人，而華爾街(Wall Street)則被形容是坑人錢財的金融區(Main Street)。
傳說鐵路業大亨威廉．范德比爾特(William H. Vanderbilt, 1821~1885)曾對前來採訪的記者隨口說出：「活該民眾倒霉」云云，似乎落實了為富不仁的指責並非空穴來風。但究諸事實，19世紀的美國，公益活動不勝枚舉，民間興學，大學急速增加，非營利私立醫院、孤兒院如雨後春筍般設立，幾乎每一個慈善或公益服務組織，諸如愛護動物協會(SPCA)、基督教青年會(YMCA)、基督教女青年會(YWCA)、印地安人權協會(Indian Rights Association)、救世軍(Salvation Army)，無一不是成立於此一時期。其推動公益慈善活動，成果不比從事生產、追求獲利之活動差。
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密爾頓．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，在與夫人羅絲．傅利曼(Ross Friedman)之共同著作「選擇的自由」(Free to Choose)一書內的描述，此時期公益慈善活動日漸增加，文化活動也風起雲湧，美術館、歌劇院、博物館、社區公共圖書館、交響樂團，在大都市及衛星城市紛紛 設立。該書援引學者海倫．霍勒維茨(Helen Horowitz)之著作「1880年代至1917年芝加哥的文化公益活動」，指明：「芝加哥文化素養蒸蒸日上的一大證明，是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一些出色的文化機構橫空出世，藝術學院(The Art Institute)、紐伯利圖書館(The Newberry Library)、芝加哥交響樂團(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)、芝加哥大學(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)、菲爾德博物館(The Field Museum)、克利爾勒圖書館…」、「此等機構是這座城市的新面貌、新表徵，不論當初設立它們背後的動力是什麼，它們大多是由一群企業家所組織、維持與管理…..，雖然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，這些機構卻是為整個城市設計的。它們的受託人轉向文化公益，與其說是滿足個人的藝術品味或學術愛好，倒不如說是為了達成社會目標」、「這些資本家對自己無力控制的社會力量感到不安，而且滿腔文化理想，認為博物館、圖書館、交響樂團、大學是淨化他們的城市、激發文化復興的一條道路」，而且正如霍勒維茨所說：「芝加哥似乎是美國的縮影」。與此同時，珍．亞當斯(Jane Adams)在芝加哥設立哈爾屋(Hull House)，這是全美各地設置許多安置之家的第一個，用以在貧民之間傳播文化和教育，並且協助他們解決日常問題。許多醫院、孤兒院和其他類似慈善機構也在這時期建立(註1)。而此等教育、藝文、佈道、助貧等慈善活動嗣後得以長期持續，其經費主要來自美國三大基金會即福特基金會(The Ford Foundation)、洛克菲勒基金會(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)與杜克基金會(The Duke Endowment)之捐助，而教育占半數以上。
至於啟發富豪資本家以成立基金會行善的，乃是美國企業家與銀行家喬治．皮波第(George Peabody, 1795-1869)。他是貧農及皮革工人之子，先在巴爾的摩銷售布料、雜貨，辛勤致富，賺得第一桶金，即前往倫敦開設銀行。伊過世後，這家銀行重組成為J.P.Morgan And Company。皮波第致富後，關心窮人，經常身懷巨款，到處旅行，遇見窮人即撒幣行善，後來發現效果有限，無法助人脫貧，領悟了「給他魚吃，不如教他釣魚」，遂轉向贊助教育。他先在1857年創立全世界第一家巴爾的摩市皮波第學院(Peabody Institute of the City of Baltimore)，其包括一所皮波第音樂學校(Peabody Conservatory School of Music)與一間音樂圖書館，耶魯大學的自然史博物館也是由伊捐助建立；嗣於1867年成立信託，取名為皮波第教育基金會(Peabody Education Fund)，捐助四筆錢總共美金3,484,000元予基金會，藉此拓展南方與西南各州之教育，以平衡美國內戰的破壞效果。
由於皮波第的傑出構思與作法，人們乃將較狹窄意義的「慈善」(charity)，開始改用價值層次更高，關懷範圍更廣泛之「博愛公益」(philanthropy)。此項先驅作為確實開導了日後崛起的殷商巨富，例如卡內基先於1889年出版「財富」(Wealth) 一書，再於1900年寫下其著名宣言「財富的福音」(The Gospel of Wealth)，他宣稱：「這個時代最困難的問題，是如何管理財富，使得社會中兄弟姐妹般的情誼得以維持，而富人與貧者間的關係也能夠和諧」，並論結：「富人不應過著太奢華的生活，他們應該把多餘的財產當成是由自己管理的信託基金，並善用自己的智慧與經驗，讓這些財富對社會上較貧窮的弟兄們發揮效果」。卡內基坐而言，起而行，在1901年出售卡內基鋼鐵廠股份予競爭對手金融業鉅子摩根(J.P. Morgan)所經營的美國鋼鐵廠，得款4億8千萬美金，並隨即退休，將其大多數用於教育如設立卡內基美隆大學、社區圖書館以及從事世界和平運動，具體實踐其著作所闡述的觀念，意即大量財富應如何用以改善社會。
再以洛克菲勒為例，伊曾在給唯一兒子小約翰．大衛森．洛克菲勒的家書內，寫出：「約翰，聽說你和安迪．華特，還有科比打算成立一個救助非洲貧困人口的基金會….這是一件好事情啊，我支持你，約翰。盡力去行善吧，用盡所有的方法，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，盡可能多的時間裏用全部坦誠向所有靈魂行善吧！」、「我們的集團雖是為了賺錢，但賺錢不應成為我們經營的 唯一目的，我們應當學會貢獻，為這個社會、為其他人，貢獻一份我們應有的力量」、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知道為了在這個世界上生存，有不少人需要他人支援。非洲的貧困人口是絕對需要人們施以人道主義救助的。此外，社會上還有許多殘障、智能不足等弱勢群體需要我們去援助」、「我從不認為我的財富是僅憑一己之力賺取的，人們都知道我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，我認為我的財富是神賜的。所以我想我以及許多人都應當善用財富，不能好好利用財富，它就會變成一項負擔。利用財富勝於擁有財富」、「最後，我想引用《聖經．提摩太前書》中的一句話作為結束，這句話是這樣的：『要囑咐他們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這樣，他們就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，預備將來，界定那真正的生命』」等語(註2)。洛克菲勒的確也實踐其思想，伊在1894至1895年間退休，退休前已奉獻其努力於博愛公益工作，在1910年以前，捐出美金3,500萬元設立並支持芝加哥大學；自1895年至1937年謝世這段期間，全心致力於規劃與設立基金會，經由基金會奉獻其金錢予社會大眾，有如經營其企業一般努力，而小約翰．大衛森．洛克菲勒也不辜負父親的期許，貢獻其畢生大部分成年歲月於父親所創設之基金會，曾捐獻紐約市土地供興建聯合國大廈與洛克菲勒中心，父子兩人共同藉由基金會體現博愛公益，成就了無數、無量、無邊、不可思議功德，奠定洛克菲勒家族的長期聲望。
近代第一個對博愛公益執行系統化研究的學者，乃是193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林德曼，其報告於1936年出版，並曾在2010年重印，該報告明確肯認博愛公益對美國社會之影響力，伊從三個面向提出觀察與評價：其一，1920及1930年代，美國富人努力於成立各種基金會，以慈善為目標者不多，多數以教育、醫學研究，甚至具有專業性的特殊實驗教育為目標。富人們認為政府要作好政府份內的工作，有錢人則要關切政府力有未逮，攸關未來國家民族發展的事務。關切未來從此成為富人階級自覺的角色目標；其二，此等從事博愛公益基金會，普遍由董事會管理監督，董事會成員大都出身名校的各行業精英。這也就是說，透過關切未來的博愛公益事業，等於整合了美國的菁英階層，而這階層也因此形成；其三，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出現大量新富階級，他們生活浮華鋪張，奢侈拜物乃是其等之風格，這風格只是引人厭惡與憎恨，而透過博愛公益工作的從事，有錢階級找到了新選擇，翻轉資產階級的負面觀感至新的美德形象，資產階級不必然是唯利是圖之輩，可以是成為領導國家與社會未來發展的中流砥柱(註3)。林德曼教授的觀察入微，評價深刻，鋒穎精密，趨詣正理，讓人們對基金會所展現的社會功能有比較正確的認識。
承上說明，二十世紀初期，慈善觀念被博愛公益觀念取代，形成美國社會長久以來的可貴傳統，而如今二十世紀末，一方面，博愛公益觀念隨著公司治理全球化，開始起變化，全球化課題萌生，另一方面，公司經營之核心概念，則是由股東財富最大化，轉變為「企業的社會責任」，企業家開始關切社會議題，富人們在這時代，業已找到可以扮演的新角色，波克夏集團的巴菲特、微軟公司的蓋茲是其中翹楚，香港長江集團的李嘉誠不甘人後，捐輸巨款，深信臺灣企業界也可群起仿效，利用基金會為國家社會承擔較多的任務。
註解：
註1：以上請見羅耀宗譯：「選擇的自由」，經濟新潮社2009年3月初版三刷，第229~210頁。
註2：請見龍婧譯：「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三十封信，企業家的世紀聖經」，海鴿文化公司2022年11月1日二版十刷，第201~207頁。
註3：請見南方朔著：「台灣企業富人，可為國家社會做更多事」，2011年6月28日中國時報A14時論廣場。
